东北首富刘忠田被指从美国卷走126亿元，美国方面判处他465年监禁；但他早在2018年就已回国，而忠旺于2023年从港交所退市 1978年冬天，辽宁辽阳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揣着借来的两百块钱，上了长白山。他去倒腾木材。那个年代东北的林子深，路也远，一个半大孩子跟着成年人在林区和城镇之间来回跑，挣的是一分一厘的差价。 没有人会把这件事和几十年后太平洋另一头的一份判决书联系起来。但这个少年后来确实走到了那一步。中间隔着的，是铝、关税、空壳公司和一整套用托盘搭起来的跨国通道。 刘忠田回到辽阳之后，没有一直做木材。八十年代末，他手里攒下了一点本钱，也摸到了一些做生意的门路。1989年，他办了一家合成树脂化工厂，后来又陆续开出辽阳铝制品厂、福田化工、程程塑料几家企业。 这些厂子规模都不大，做的东西也杂。但刘忠田在辽阳地面上开始有了自己的摊子。真正把他和铝绑在一起的，是1993年。 那一年，辽阳铝制品厂和香港威力旺有限公司合资，成立了辽阳忠旺铝型材有限公司。注册资本两千万，刘忠田一方以厂房、土地和设备入股，占了大头。厂子最早做的就是建筑业用的门窗铝型材。 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正在一层一层往上长。铝合金窗框的需求来得又快又猛。忠旺踩在了这条线上，订单从辽阳往外扩，产能也跟着一点点涨起来。 但刘忠田没有停在门窗上。2002年前后，中国的建筑铝型材赛道已经挤满了人。利润被压得很薄，而工业领域用的大型铝挤压材，国内几乎全靠进口。 铁路车厢、船舶、大型机械，这些场景需要的铝材断面复杂、精度高。国内能做的厂子屈指可数。刘忠田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相当冒险的决定：把公司的主营方向从建筑铝材硬生生掰到工业铝材上。 忠旺为此投进去二十多亿元。建厂房，从国外引进大型挤压设备。其中一台125MN的油压双动铝挤压机，运到厂里的时候，光是拆路重建就耗费了巨大的成本。 这台设备在2007年试产，到2008年正式运转起来之后，忠旺的工业铝型材年收入从2006年的十六亿元，跳到了2008年的六十二亿元。毛利率也从建筑型材的百分之十二左右，抬到了百分之四十。 那几年忠旺的客户名单上，出现了首都机场扩建、北京奥运会场馆、上海世博会、广州亚运会场馆这样的大项目。到2008年上半年，忠旺的营业收入已经做到一百一十二亿元，资产总额接近九十亿。它从一个辽阳的乡镇民营厂，变成了亚洲最大、全球第三的工业铝型材制造商。 2009年5月，中国忠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。那一年全球资本市场还陷在金融危机的余波里。忠旺的IPO却募到了将近九十五亿港元，是当时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融资规模最大的一单。 刘忠田手里的股份按发行价折算，身家冲到两百四十亿元上下。他成了那一年的中国首富。“亚洲铝王”这个名号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跟着他的。 一个辽阳人，用了不到二十年，把一堆铝锭做成了资本市场上的硬通货。忠旺的工厂在辽阳、在天津铺开，员工数以万计。工业铝型材的产能一路爬到几十万吨的级别。 看上去，这架机器会一直转下去。转折不在铝本身，而在铝越过海关的方式。 2009年忠旺在香港上市的时候，美国市场占它整体收入的比例不低。2010年，美国商务部对产自中国的铝型材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。2011年终裁下来，反倾销税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八，反补贴税百分之三百七十四点一五。 两项叠在一起，中国铝型材进入美国的成本被抬到了几乎没有利润空间的地步。对大多数中国铝企来说，这道门等于关上了。忠旺2010年的整体收入比上一年掉了将近三成，美国市场的销售从四十多亿的规模迅速萎缩。 刘忠田没有撤。他绕着这道关税走了一条很窄的路。美国的高关税针对的是“铝型材”，但关税清单上留了一些缝：经过加工的成品，比如运输用的铝托盘，税率要低得多。 忠旺的做法是，把国内生产的铝锭运到墨西哥。在当地的工厂里把这些铝材焊接成整块的托盘，再以铝托盘的名义报关进入美国。托盘到了美国加州的仓库之后，工人们把焊点拆开，重新熔铸成铝锭。 贴上美国本土的标签往外卖。铝出去的时候是铝，回来的时候还是铝。中间多出来的那道焊接和拆解，唯一的作用就是换一个报关名目。 这套操作从2011年前后开始运转，前后一共往美国发了大约两百二十万个铝托盘。托盘本身不是目的。目的是让这些铝材以“成品”的身份穿过海关，绕开那百分之四百多的惩罚性税率。 美国海关的统计表上，来自墨西哥的铝托盘数量在几年里突然拉出一条不正常的曲线。增长速度远远偏离了正常的贸易节奏。货进了加州的仓库之后，后续的销售记录却对不上，堆进去的东西没有等量地流出来。 海关把异常报了上去。案子转到了FBI手上。FBI查了五年，把墨西哥的出口单据、加州仓库的进货记录、十几家空壳公司之间的转账流水拼到一起。整条链条的轮廓才露出来。 检方后来在起诉书里说，这些操作逃避的关税大约十八亿美元。折人民币一百二十六亿上下。2019年，洛杉矶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