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恭忠、李里峰谈孙中山与中国革命

05:55 李里峰与李恭忠（蒋立冬 绘） 革命，是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核心线索。从辛亥革命开启共和的尝试，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深度的社会改造，革命不只是政权更迭的历史事件，更牵涉观念、组织、大众动员的复杂演变。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，孙中山在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上的不断调适，以及在他去世之后，围绕他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记忆的建构，串联起二十世纪革命谱系中的诸多关键议题。适逢孙中山诞辰一百六十周年，《上海书评》特邀南京大学李恭忠、李里峰两位教授，围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、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接续与变异，以及革命研究的方法展开对谈。 李恭忠、李里峰是同窗，博士期间都师从于著名历史学家、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蔡少卿先生，自此开启了他们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的学术研究。李恭忠的代表作《中山陵：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》脱胎于其博士论文，聚焦孙中山身后的形象建构与社会记忆，从新文化史视角切入政治史。李里峰则专注于中共革命史研究，聚焦组织形态与基层动员问题，著有《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—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》。毕业之后，李恭忠留在历史系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深耕。李里峰则转入政治系任教，不断思考历史学可以为政治学带来何种启发，《跨越边界的历史》即是他相关思考的成果。 两位学者在学术道路上并行三十载，近年，他们又共同投身概念史研究，刚刚出版的《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》《何以近代：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》集中呈现了他们及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探索。在两位学者看来，这一研究转向与原有学术积累并不冲突，诸多看似跳跃的研究实则一脉相通：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，对概念做正本清源的梳理，更有益于我们全面、深刻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概念变迁与政治发展。 05:55 百年回望：历史为何选择了孙中山。视频编辑：杨小舟(05:55) 《何以近代：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》，李恭忠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6年9月出版，383页，98.00元 《跨越边界的历史》，李里峰著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6年3月出版，390页，86.00元 孙中山的事业被视为现代革命，这场革命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？在今天，两位老师对辛亥革命之意义有什么新的认识？ 李恭忠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学界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叫做旧民主主义革命。所谓“旧民主主义革命”，就是推翻帝制，缔造共和。这几年，我又有一点新的体会。 1901年梁启超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中提出，一部中国通史可以分为三段。其中“近世”，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近代，是从乾隆末年开始到他写作的1901年。这一百年，他认为是“世界之中国”时代。所谓“世界之中国”有两个特征：对外而言，中华民族与欧洲国家、民族相互交往竞争；对内而言，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国民立宪政体。这两方面构成了中国的近代转变。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他在宣誓誓言中清楚地讲到，“中国卓立于世界之林”。这与梁启超说的“世界之中国”是非常吻合的。梁启超当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，孙中山此时已有清晰的、高度凝练的认识。1912年3月，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公布实施，明确规定主权在民原则，以及领土范围、人民权利和义务、国家治理基本架构，何谓“中国”得到清楚界定。 所以，推翻君主专制，建立共和政体，这是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的一个重大成果，是对内的一面。更加综合地来看，辛亥革命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意义。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和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构成了我称之为从“天下之中国”转变为“世界之中国”的标志性文本。这是我对辛亥革命之意义的理解。 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。 李里峰：“革命”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所蕴含的历史观念，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很不一样的。传统时代的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，应乎人”，说的是政权更迭，对应的是循环史观。近代以后，革命就和进步史观联系在一起，是指从传统的政体形式向现代的政体形式转化的过程，而且，这个转化往往是用一种非常剧烈并伴随着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。 “革命”从获得近代意义到中国来使用它，中间经历了很多变化。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到1848年称为欧洲历史上的“革命的年代”，这包含了两个意义上的革命——既有法国大革命，在政治层面上由现代的民主共和政治替代了传统的君主专制，还有经济层面上的工业革命。霍布斯鲍姆的基本观点是，西欧国家经过他所谓的“双元革命”，才从传统的政治形态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变。 革命的观念传入中国并为孙中山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使用，首先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。但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复合的革命。1905年，孙中山设立中国同盟会，提出十六字纲领，其中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”跟我们后来所理解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不一样的。但辛亥革命取得成功，的的确确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，把中国建成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