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EC峰会还没开，台湾那边先因为一封邀请函闹起来了。 事情本身不复杂。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在11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，大陆作为东道主向各成员发了邀请函。 台湾地区也收到了，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11月2日亲口证实，是通过电子邮件送交的，台方参与的名称是“中华台北”。 但紧接着话锋一转，说大陆这次“没有派特使亲自递交”，只发了电子函，属于“差别待遇”，台外事部门已经私下向大陆表达了抗议，赖清德方面则放话说“正在研究要不要派代表”。 乍一看，台湾方面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但把这套说辞拆开来看，里面几乎每一层都站不住脚。 我认为，这次争议的第一个荒谬之处，在于台湾方面刻意混淆了“会员身份”和“国家身份”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APEC从根子上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组织，它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合作平台。 1991年各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写得清清楚楚：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，台湾只能作为中国的地区经济体、以“中国台北”的名义参与。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反复讲过，这是台湾地区参与APEC的“重要政治前提”，各方必须遵守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。 林佳龙自己都承认收到的名称是“中华台北”，这说明大陆在称谓上并没有越出既有框架。 台湾方面真正不满的，不是一个具体的“称谓被矮化”，而是“中国台北”这四个字本身就时刻提醒着它：你不是一个国家。 我的判断是，民进党当局把“中国台北”这个它不得不接受的既定名称包装成“被打压”的证据，本质上是在用抗议的声量来对冲这个称谓所携带的政治含义。 如果真按台湾方面的逻辑，把“中华台北”换成任何一个听起来更像“国家”的称呼，那就不是APEC内部的程序争议了，而是直接掀掉1991年备忘录的桌子。大陆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松口，这一点台湾方面心知肚明。 第二个值得拆穿的地方，是所谓“没有派特使亲送”的委屈。台湾媒体和部分官员把电子邀请函描绘成“歧视性致函”，但翻一翻历史就知道，APEC东道主的邀请方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仪标准，它随着两岸关系的温度剧烈浮动。 2001年上海APEC，陈水扁执政，大陆方面只用传真通知台方，连正式的寄件收件人抬头都没有，台湾最后缺席了。 2014年北京APEC，马英九执政，国台办副主任龚清概亲自赴台，把邀请函当面交给王郁琦。 同样是大陆主办，一次是传真，一次是专人面交，中间的差别不在APEC章程里，而在两岸之间有没有基本的政治互信。 在我看来，民进党当局现在拿“特使亲送”当衡量“尊重”的尺子，恰恰暴露了它对两岸关系现状的装糊涂。 赖清德上台以来，公开把大陆称为“境外敌对势力”，两岸官方沟通渠道几乎归零。 在这种氛围下，大陆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一份符合备忘录称谓规范的邀请函，已经是按照APEC规则办事的最低限度做法。 我的猜测是，大陆方面的考量非常直接：邀请函我发了，程序上挑不出毛病，但不可能给一个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当局额外的“仪式感”来替它的“主权叙事”做注脚。 台湾方面如果真觉得电子函“不够正式”，那不妨回答一个问题：2001年传真都没有的时候，民进党当局怎么不抗议“程序不公”，而是直接缺席？因为那时候它知道，缺席的代价由台湾民众承担，而抗议的声量可以由自己收割。 更深一层看，这次“抗议考虑来不来”的戏码，真正的观众根本不在深圳，而在台北。 深圳APEC距离11月28日台湾地区“九合一”选举只有十天。赖清德当局需要在一个离选举很近的时间点上，制造一个“对外强硬”的叙事来动员基本盘。 但问题在于，APEC是台湾地区能够参与的最高级别国际经济场合，缺席的损失是实打实的。 中评社的评论点得很透：这次深圳APEC因中美俄领导人同台而全球瞩目，台湾就算派出的代表级别不高，“有去总比没去好”，缺席等于白白丢掉一次曝光机会。 我认为，赖清德团队的真实处境是“既不敢不去，又不甘心好好去”。 不去，岛内工商界和选民会质问“你凭什么把台湾的经贸空间赌掉”；好好去，又等于默认了“中国台北”这个它天天骂的称谓框架。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套操作：先承认收到邀请，再放话“研究要不要派”，同时让外事部门出来抗议“差别待遇”，把“去”包装成一种“忍辱负重”，把“不去”的选项悬在半空当筹码。 我的看法是，这不是什么外交博弈，这是选举前的内部政治消费。它消耗的是台湾地区在APEC中本就有限的务实参与空间，换来的是一时的新闻声量和动员素材。 再把视角拉大一点。台湾方面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姿态，和欧盟在之前那场制裁博弈里的心态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似：都觉得自己“已经退让了”“已经小心翼翼了”，所以对方不应该“做得这么绝”。 欧盟刻意避开大型中企，只制裁贸易货代类企业，然后对中方的对等反制感到“意外”和“委屈”。 台湾方面也一样，它觉得自己没有在邀请函这件事上直接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——毕竟名称还是“中华台北”——所以大陆
